更有经济结构和地质因素带来的区域、群体之间严重的 分化

    2018-05-05 02:10    来源: http://www.1-800-surgeon.com    点击:

  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热血无赖撬锁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评论(第十一辑)》中,今天海螺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贫”项目中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分析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运作状况。与以往主要在发展框架内评估信息技术应用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尝试综合经济学与媒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聚焦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去探讨这一物质性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文化逻辑及其现实效果,以进一步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经典议题。笔者认为,会理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当下中国贫困地区在“脱贫”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困境。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反而协助再生产了孕育原有贫困问题的结构。因为“信息扶贫”中的技术首先体现为基站建设的物质性存在,地方与村民更倾向将其笼统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临时工作机会,并从中获得短期利益,而非如国家设想的那样将农民变成新的积极使用者以改变经济活动中的不利地位。而且,在当下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内,悬崖伏击外来投资往往会强化这些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结构性贫困和差距。本案例从物质性角度回应了技术的社会形构(formation)如何在特定时空内生产了其和意识形态属性。

  通过技术、行动和媒介来推动社会发展,是发展学的核心议题。这一径尽管在学术研究中已经衰落,九阴真经五郎八卦棍视频但仍影响着现实政策的制定。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明确了通过信息化推进工业化的策略,优先发展以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与技术,使信息产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也刺激了东部沿海与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成功经验的影响之下,为缩小日益拉大的差距,部,特别是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重视。2016年年初,国家在“精准扶贫”政策中加入了“信息扶贫”项目,主要内容是在连片贫困地区建立起完善的移动通信与宽带网络,意图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信息鸿沟”,借助时下风行的互联网经济概念为当地特色产品在全国范围寻找市场,各地方在政策和宣传层面也都将“农村淘宝”置于重要地位。这正呼应了黄智所指出的:“对于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户来说,最关键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他们在流通领域中与大批发 商、大中间商以及大流通公司间不平等的‘流通关系’。”

  由此说来, “信息扶贫”政策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 贫”为个案,探讨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运作状况。我直接要处理的问题是:“信息扶贫”政策在实践中能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制定者的意图,协助贫困地区和个体摆脱贫困? 而背后的理论关怀则是:技术,或者普遍意义上的技术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历史地说,以技术来变革农村社会是中国的常规政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露天电影与都被大规模地用于塑造社会主义主体和组织集体生产生活,市场化之后的电视“村村通”工程也被视为弥合城乡差距的公共服务。但是,以上政策的实际效果与国家意图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这种距离在市场化 之后显得更为突出,中国学者在关于少数民族电视观看的研究中对此有所涉及。从发展和媒介效果角度,以上研究指出电视中有关 现代社会的信息并未被观众按照者的意图接受,特别是那些国家认为对促进社会变迁更有益的科技与信息,总是被忽视或为他们熟悉的地方性理解模式所置换。意图与效果之间的距离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普遍情况。约翰逊在关于电 视与印度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指出,虽然电视促进了现代文明意识 的,但也扩散了消费主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展现的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加深了观众的焦虑,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深化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困境。

  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亚信男电视的这一影响了达拉斯·斯迈思所说的技术的和意识形态属性,或者技术的社会建构性。也就是说,技术既不也非中性,它从研发到应用的过程都是性的,不同的社 会在其中为实现自身的意图而展开斗争。所以,在任何时空中,技术都反映了那时那刻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世界观和结构。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现有电视技术,主要用于把移动影像和其他商品 卖给坐在屋子里的消费者,使得有潜力被设计为双向系统的电视成为单向,并反过来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在斯迈思的基础上,赵月枝进一步指出,中国民用信息与技术的发展, 包含了将社会去化为纯粹经济领域的意图,协助跨国资本与广大本土劳动力的结合,并从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向弹性积累方式转型。其中的典型是智能手机产业、移动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普及了新自 由主义的灵活雇佣方式,又将消费融入生活场景,并通过网络向经济地 位更弱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信息扶贫”所建设的移动 通信和宽带网络,天籁水汇可能只是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牢固地植入贫困 地区,并将其更为深入地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而无助于解决贫困和由此而生的诸种社会问题。

  不过,赵月枝并不完全认同斯迈思的立场,她认为科技固然有其自 身的与意识形态性,但是消费者并非消极和原子化的,特别是对于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互动科技来说,各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 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比如底层可以运用新的媒介技术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自身利益,而这些做法很难通过依赖传统大众技术的主流实现。而且,从新技术的另类运用中挖掘多元可能性差不多已经成为研究的一个常规动作。但是,相对于其在现实中主流应用范式的与意识形态效果,这 些技术社会应用的多元可能性仍然是微弱的。研究者无法否认, 智能手机、暗黑血统2阿凯德纳移动互联网和社交更多地被用于资本和消费的再生产 而非社会化,而且正是前者刺激和塑造了技术的基本形态。具体 来说,主要是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对准确定位到目标消费者的需求,催生了可融入个体日常生活、高度个性化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而今天的网络设备和互联网服务,也更适应消费与娱乐的需求而非社会。以上分析可以用雷蒙威廉斯有关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总结:“科技条件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到什么样的程度,更主要的因素,并不取决于需求本身,而是这样一个需求,在当时的社会形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比如无线世纪初“大众社会”的转 型加强了对社会、商业和上的需求息息相关,而它不仅使得这 种成为现实并且将其进一步渗透到原属私人领域的家庭空间当 中,组织起了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全天候的生产/消费者。锊景络

  威廉斯在他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分析中,同样强调了技术的文化/政 治/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但他与斯迈思的差别在于更 强调具体的社会语境,以及其中个体的“意向”(intention),而非宏观的社会经济框架。比如后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必然服务于个体需求的二元化判断就受到了赵月枝的质疑,因为在某些情况或 特定条件下,集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体的需求并不能截然分开。而在威廉斯的框架之中,技术的社会性本来就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所 以,再回到本文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衡量技术在社会变迁中的实际运 作状况,要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威廉斯所说的“社会形构”——中去追问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在“使农户成为积极市场主体”和“沦为消费主义者”的两极之间做出选择,或者貌似全面地指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并将其视为社会变迁自身的逻辑。

  延续以上的理论思考,我将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细化为:在今天中国宏观的经济框架下,扶贫点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 扶贫工作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其中各方的意向如何? 最终结果如何? 怎么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结果?

  本研究不仅在基本的分析框架上借鉴了威廉斯,在理论视角上也获得了重要提示。通常情况下,发展,甚至部分在思考媒 介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技术、行动和媒介所 传递的信息上,而较少触及它们的物质性存在——比如移动通信、互联网等技术,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和基站等基础设施。但威廉斯坚 持传输与接收的技术条件先于内容而存在,比如为了要人们购买 彩色电视机,“彩色”节目才相应问世。这实际上是对媒介物质性的强调,是“超越文本和内容的局限而从身体与器物和技术的互动上重新 理解媒介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关注新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流动 的变化给使用者的影响。 我选择从物质性的角度来思考媒介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是时下研究中“物质转向”(the material turn)的一部 分,但真正重要的是它更能处理我所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实践中, “媒介技术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它们呈现着文化热望、机制、休闲模式、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呈现出经济状况和时代”,所以关注的物质性可以把它更好地放入地方性的脉络,以 思考技术如何介入社会变迁,并为其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情感结构而改变。

  研究方法上,本文尝试综合经济学与媒介人类学,美胸大赛前十名图片在当代中国经济宏观框架内分析会理县“信息扶贫”的地方性经验,去探寻媒介物质性与地方社群相遇的社会——经济—文化逻辑及其现 实效果,以进一步回应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经典议题。 本文基于在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树堡乡梅子村、衡山乡麂子村和 仓田乡杨坪村三个贫困村的田野考查而写成,并在田野考查前后和期 间了当地乡镇干部、广东电信设计院四川分公司(凉山州的“信息 扶贫”工程基站设计的承包单位)外派会理的设计人员、铁塔公司和移 动公司的本地相关负责人、基站具体施工建设人员和本地村民,目的在于多元主体的意向,以及这些意向对媒介技术社会影响的塑造作用。

  近几年来,由于大众的持续报道,位于四川南部的凉山州因其 彝族地区的贫困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塌陷而闻名,但从 P 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凉山州,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经济状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主要是因为1978年以汉族为主的原西昌地区与以彝族为主的凉山州合并为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把原凉山州的经济“平均”上去了。在这个新的行政区划内,地势两侧高中间低,其部是木里藏族自治 县,最高海拔5958米,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东部是原凉山州的彝族聚居区,被称为“老九县”,其中又以大凉山的“东五县”昭觉、布拖、金 阳、美姑、雷波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经济最为贫困,被本地和外来的汉族人视作畏途,初恋夫妇131012也是经常被和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地区。而中间沿安宁河谷的冕宁、西昌、德昌、会理、会东和宁南海拔较低、地势相对平缓、气候温和、日晒充足,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其中位于凉山州最南部, 隔金沙江与云南相望的会理县——也就是我的田野调查点——是除了 州府西昌之外,凉山州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这一发达仅是相对于老凉山地区而言,从全国范围来看,会理还是比较闭塞、落后的地区。按照当地统计,全县共有58个贫 困村,分布在25个乡。按每个村内部的人口统计,贫困发生率从17% 到65%不等。更为重要的是,与凉山州其他地区不同,会理在单纯的绝对贫困之外,古惑仔之星河风云更有经济结构和地质因素带来的区域、群体之间严重的 分化。其账面上的相对发达基本源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随之而来 的国家大额固定资产投资,而非活跃的工商业。这对普通人,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前几年在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之下,大产品价格暴涨,会理丰富的矿产 资源使得承包者暴富,拥有矿产资源的村镇也以为代价而富裕起来,同时国家在太阳能、风力和水力发电站方面的投资,拉高了本地的 P,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一些远离城区的河谷地带、没有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山区乡村,仍然非常贫困。

  客观上,当地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而且在雨季非常容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连 带而来的就是教育落后问题。但是,当地贫困发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首先是结构性的,即工业化社会中小农生产方式的先天劣势。通常情况下,农民会以外出打工来弥补现金收入的不足,考虑到贫困线定得比 较低,家中有人外出打工很容易使得全家在统计上脱困。但是因为本地有经济作物石榴、烤烟与核桃,而当地山区水资源亦匮乏,灌溉不便 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再加上养老哺幼的人力与经济成本,外出打工与在 家种植经济作物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当地村民很少外出打 工,而是同时在山坡上种植玉米来饲养山羊、猪等家畜来满足自身需求 并增加现金收入。尽管与外出打工相比,这种生产方式对地方社会来 说也有自身的优势,妃儿八连杀比如基本不存在留守儿童问题,但无论如何,在现 金收入上不及外出打工。这实际上是农业劳动消耗大量人力而无法转入工业的“内卷化”现象。 而鉴于现金收入又是当下衡量扶贫工作成 效的唯一标准,所以,增加农民现金收入,成为当地扶贫工作的重点。

  同时,县域内显著的差异,使得会理成为凉山州“精准扶贫”的 典型地区,当然,也是最有可能快速脱贫、完成国家任务的希望之地。正因如此,扶贫规划指定凉山州其他地区到2020年年底脱贫,而 会理县则要在2016年年底前完成这一任务。但是,这一目标实际上在2016年3月才正式传达给县级和基层干部。而且作为这一轮“精 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扶贫”的具体工作目标同年的9月初才 正式下达,却要求到2016年11月15日之前,在所有贫困村的村委会 覆盖4G 信号和以光纤为载体的宽带网络,同时偏远山区的信号空白地区至少能够接打电话。而按照四川省原来的规划,到2015年年底,因为地势复杂和人口分散,妃儿八连杀会理县还有40%的乡镇(包括乡所 在地)没有4G 信号与光纤宽带网络。当时的建设要求,也是按照市场规律进一步优化人口密集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信号,能够收回基站建设和运营的费用,并逐步在整个县域范围内覆盖信号。而基站建设被纳入扶贫工程之后,原有的计划马上被打乱,在偏远的贫困村覆盖信号成为首要任务。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而这两个月又是地质灾害频发的雨 季——在交通极为不便、很多地方甚至还没有道的贫困山村建 完基站并调试好网络,这一任务当然是不可能完成的,林妮唛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完成。在笔者结束第一轮田野调查的2016年11月初,基站选址工作才基本结束,而在大部分已经建好的基站,运营商也没来得及安装设备。不过,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这并不意味着规则形同虚设,惠梨香老师而是当代中国的“运动式治理”常态,发挥了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目的在于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到集体性的行动中来。事实上,“运动式 治理”对于当地基站的建设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在下一 个部分进行详细的分析。

  整个凉山州移动通讯和宽带网络的基站建设,直接的资金来源并非,而是国有企业的投资,网游之风中凌乱具体说就是中国移动。这可以被视为一 种变相的转移支付,美丽笨女人吉他谱作为国企的任务,中国移动有义务将在发达地区赚取的高额利润投入到贫困地区的建设中来。地方当然非常欢 迎这一行为,它既带来了可以转换为 P增长的大额投资,又带来了短期的就业岗位。不过,中国移动并不参与建设工作。为了移动的垄断地位和减少重复建设,2014年,三大运营商将旗下的基站统一 划归新成立的中国铁塔公司,由三家公司持股,其中原基站最多的移动持有股份最多,占主导地位。铁塔公司的工作是建设和基站运营 商,再从其手中租用基站添加到自家设备运营网络。这一做法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提高了效率,基站修到哪里,手机信号、宽带网络和 电视信号就通到哪里。但是,在实际建设中,初创的铁塔公司并没有资金来进行基站建设,而是像其他的工程建设一样,需要施工单位预先垫 资,验收合格之后再租给运营商,并用租金来支付建设费用。在这个过 程中,资金、设计者和建设者,都来自会理乃至整个凉山州之外。

  这种建设方式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但是具体到会理这个地方,基站的物质性有了更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更多的实际用途。这主要由于当地严重的分化以及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依靠矿产资源和承包、参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而富裕起来的乡村和个人,给尚处于贫困中的本地人非常强的心理暗示:所有的外来投资甚至外来力量,都是可以获得额外现金收入的机会。而国家长期以来在这一地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扶贫项目,更强化了这一理解方式。 笔者在中接触的常驻会理的外来设计、施工人员,在县城和,都会被单独收取各种绝不会向本地人收取的费用。也正是这一点, 给本地的移动通信与宽带网络基站建设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基站的建设固然可以带来满格的手机信号,逍遥记 李白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迫切的需求,更不在意只对部分年轻人有意义的互联网。可以说, 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移动通信和互联网首先是以基站的物质形态而存在,它与国家在这里进行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太大的不同,与自身发生的最大关联,也只不过是获得一笔现金收入的机会。

  可以说,会理基站建设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自然,而是来自当地村民的阻力。番号rd295这种阻力首先来自补偿款。一般情况下,根据地理条件的差异,每个基站建设需要征收0.1—0.2亩的 土地,而对人均耕地面积只有3-4亩、主要依赖土地产出的山地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负担。不过好在基站建设都是选择地势较高的地区,一 般不会占用良田,而建设成本也按照国家标准包括了补偿款。天籁水汇如前所述,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得现金收入的机会,被的农民肯定 会利用这次机会来争取更多的补偿。如果由设计单位或铁塔公司直接与农民沟通,一般很难成功,这就需要村基层干部的协助。因为会理山区人民很少出门打工,农村中仍然保持着传统的社会关系,族相 对强大,村民之间彼此都有亲属关系,但是缺少文化凝聚力,又因为地势原因彼此居住比较远,一个不满千人的村常常被分为个距离很远的村民小组,其组织形态介于贺雪峰所说的南方团结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之间。村长一般出自村中大姓,如果可以争取到村长或村民小组长的支持,并不难与村民达成协议。而如前所述,因为 “精准扶贫”和“信息扶贫”的“运动式治理”,基站建设已经成为意 义突出的重要任务,基层组织有比较强的积极性来协调征收土地。

  以上情况只是针对有国家标准的补偿而言,但是,真正构成障碍的 是在建设过程中,村民个人在补偿之外,针对基站做出的一些索要赔偿的行为。比如当地非常注重“坟向”问题,认为坟墓不可以被高高的基站所,据笔者的设计人员交代,他们在选址的时候,必须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但是在山区,为了更高的覆盖率,有时对一些模棱两可的状况考虑不周,就会引来村民上门纠缠,索要高额赔偿。还有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因为贫困山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有些道是在国家投资之外,由本地人建造,平时车人过往不加阻拦,但是基站建 设从这里经过,却需要赔付大量的“过费”。而面对类似的情况,村委 会一般不加阻拦与疏导。

  这种情况也是贺雪峰所分析的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的常态,因为村干部已经不需要农民在征收税费过程中的合作,也就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调节纠纷的动力。更不要说去配合“信息扶贫” 的政策,向村民普及媒介技术,如政策制定者设想的那样将他们培养为积极的媒介使用者。在笔者所的乡镇及村一级干部中,没有人设想过这一层,但是在信号刚刚或者即将开通的地方,两个国产智能手机 品牌已经开始刷墙,也许这正意味着“信息扶贫”背后扩大市场的资本动力。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信息扶贫”项目中移动通信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分析新的媒介技术在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实际 运作状况。在理论上,它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研究媒介技术,试图提供一 个分析技术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框架,并希望能从此个案中分析当下中国的贫困问题。

  笔者认为,会理县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反映了当下中国贫困地区在 “脱贫”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困境:被寄予厚望的技术反而协助再生 产了孕育原有贫困问题的结构。因为“信息扶贫”中的技术首先体 现为基站建设的物质性存在,比它所传递的信息更有价值。在当地政 府与村民看来,与国家其他扶贫项目、外来投资类似,“信息扶贫”首先意味着基站建设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随之而来的现金收入,他们更倾向于从中获得短期利益,而非如国家设想的那样将农民变成新 的积极使用者以改善经济活动中的不利地位。而且,在当下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内,外来投资往往会强化这些自然资源 丰富地区的结构性贫困和差距。

  本案例从物质性角度回应了技术的社会形构如何在特定时空内生 产了其和意识形态属性,即技术的社会效果需要从它在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地位来评估,这是本文标题“新媒介,老基础”的含义之一。在 这个案例中,国家寄望于媒介技术的宏大计划在落实过程中,既被地方 性的语境所改写,又不得不依赖“运动式治理”和乡土社会的人际网络来实现。在缺乏进一步的引导与培训的情况下,新作为一种技术 不仅无法实现其促进社会变迁的宏大目标,反而被本地乡土社会的传 统结构所吸纳,而这也是本文标题“新媒介,老基础”的含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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